目的探讨肾移植患者应对方式、社会支持与抑郁情绪的关系。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方法,应用医学应对问卷(medical coping modes questionnaire,MCMQ)、社会支持量表(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,SSRS)和自评抑郁量表(self-rating depression dcale,SDS)对123名肾移植患者进行测评,然后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软件Amos(analysis of moment structures)7.0进行分析。结果肾移植患者应对方式中,面对维度得分为(20.9±3.6)分、回避维度得分为(17.2±2.7)分、屈服维度得分为(9.5±2.7)分;社会支持总分为(42.9±8.5)分,其中主观支持为(25.3±5.3)分、客观支持为(10.3±3.9)分,对支持的利用度得分为(7.3±2.0)分;SDS评分为(38.1±7.2)分。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:面对维度对社会支持有直接(正向)效应(β=0.285,P<0.01);屈服维度对社会支持有直接(负向)效应(β=-0.376,P<0.01),屈服维度对抑郁有直接(正向)效应(β=0.321,P<0.01);而社会支持对抑郁有直接(负向)效应(β=-0.294,P<0.01);屈服维度还可通过社会支持间接影响抑郁。结论应对方式对肾移植患者的抑郁情绪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;社会支持作为中介变量(mediated variable)调节应对方式与肾移植患者抑郁情绪的关系。
目的探讨医学应对方式、社会支持与肾移植患者生活质量的关系。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方法,应用医学应对问卷(Medical Coping Modes Questionnaire,MCMQ)、社会支持量表(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,SSRS)和肾移植患者生活质量相关评定量表(Quality of Life Scale for Patients of Renal Transplantation,QOL-RT)对123名肾移植患者进行测评,然后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软件Amo(sAnalysis of Moment Struc-tures)7.0作路径分析。结果肾移植患者医学应对方式中,面对维度得分为(20.89±3.60)分、回避维度得分(17.15±2.73)分、屈服维度得分(9.50±2.74)分;社会支持总分(42.89±8.48)分;总的生活质量(128.74±16.29)分。路径分析结果显示:回避维度对生活质量有直接正向效应(β=0.183,P<0.01),屈服维度对生活质量有直接负向效应(β=-0.388,P<0.01);面对维度对社会支持有直接正向效应(β=0.232,P<0.01);屈服维度对社会支持有直接负向效应(β=-0.203,P<0.01);而社会支持对生活质量有直接正向效应(β=0.428,P<0.01);医学应对方式还可通过社会支持间接影响生活质量。结论医学应对方式对肾移植患者的生活质量有直接效应;医学应对方式还可通过社会支持间接影响肾移植患者的生活质量;社会支持可作为中介变量(Mediated variable)调节应对方式与肾移植患者生活质量的关系。
